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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像雕塑厂家:试论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(上)www.shendiao.com.cn  

2015-09-11 10:29:2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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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像雕塑厂家:试论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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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传人中国,可以说是从佛典翻译开始的。但我国佛典翻译究竟开始于何时,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(67),中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,翌年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,是为中国汉地译经的开始。但近代有的学者认为《四十二章经》不是最初传来的经,更不是直接的译本,只不过是东晋时代的一种经抄,是抄自经过法救改订了的《法句经》(详见吕澂《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》,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第277页)。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,在中国佛教史上,翻译佛典确有史实可证,并在当时发生一定影响的,应以汉末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最早。由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佛典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,所以随着佛典翻译数量的不断增多,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,佛教在我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。而佛教在中国的不断发展,反过来又促使佛典翻译的进一步完善,两者相互促进,相得益彰。

  在唐代,我国佛教发展到了鼎盛,佛典翻译也达到了顶峰,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,可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。现在,我们要对唐代佛教作进一步的研究,那就应该对唐代的佛典翻译作一些考察。为此,本文想就唐代佛典翻译的特点,作些简要的论述和分析。不当之处,请方家们指正。

  一、钦定译场 奉诏译经

  我国的佛典翻译,一开始规模很小,后来译经事业不断发展,规模也逐渐扩大。但在西晋以前,佛典翻译一直是属于私人的事业。东晋道安到达长安后,极力奖励译经事业,曾“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、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,译出众经百万余言。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,详覈文旨。”(《高僧传》卷五)同时在译毕之后,序其缘起。梁启超认为,“译场组织,起源于此”(《佛学研究十八篇》,《佛典之翻译》)。但此时的译场,仍然属于私人事业,场所很不固定,有时在寺院里,有时则在其他适当的地方,设备简陋,也没有帝王直接的支持。有比较固定的译场,并受到帝王直接支持,乃是从鸠摩罗什开始的。

  后秦鸠摩罗什到长安,受到姚兴的礼遇,被奉为国师,并为他在长安逍遥园建西明阁,作为译经的场所,这是国立译场的开始。以后,北凉有昙无谶主持的姑臧闲豫宫译场;东晋有佛陀跋陀罗主持的建业道场寺译场;刘宋有求那跋陀罗主持的建业祗洹寺译场和荆州辛寺译场;梁武帝时有僧伽婆罗、僧祐、宝唱等先后主持的建业寿光殿、华林园、正观寺等译场。其后北魏迁都洛阳,宣武帝将永宁寺作为菩提流支等译经的场所。这时的大部分译场,已经带有国家设立的性质,译经也大都是奉敕进行的,但毕竟由于初创,机构很不完备。如梁、陈之间的真谛,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,而他的译经,也绝大部分是在颠沛流离中随方进行的。以后到广州,在刺史欧阳頠父子支持下,才有了比较安定的译经场所。直到隋代,隋炀帝专门为彦琮等于洛阳上林园建立翻经馆,有了“翻经博士”的名称,这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国立译场即钦定译场的开始。

  完善的钦定译场和全面地奉诏译经,是在唐代。唐代从太宗贞观三年(629)开始组织译场,历朝相沿,直到宪宗元和六年(811)才终止。前后译师达二十六人,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波颇、玄奘、义净、不空等主持的译场。

  中天竺波颇于唐高祖武德九年(626)来到长安后,敕住大兴善寺。贞观三年(629)奉诏于大兴善寺设立译场,翻译佛典,世称兴善译场。十九年,玄奘自印度回国后,唐太宗即为设译场于长安弘福寺。二十二年,皇太子李治为纪念其亡母文德圣皇后,专门营造大慈恩寺,同时别造翻经院,令玄奘移居专门从事译经。这个译场规模宏大,设备完善。当玄奘奉诏与五十名高僧由弘福寺迁往该翻经院,途经长安市街时,唐太宗与皇太子及后宫妃嫔在安福门楼上,手执香炉,目而送之,路上观者数十万人。这是唐代最大的钦定译场,玄奘曾在这里翻译了许多重要经论。玄奘晚年,又在玉华宫组织译场,译出了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等。后来,武则天为实叉难陀于洛阳佛授记寺设立国家译场,令他译出八十卷本《华严经》等。唐中宗也为义净在大荐福寺设立翻经院,敕命他译出《浴像功德经》、《毗奈耶杂事》、《二众戒经》等二十部。其后又有不空奉敕重兴大兴善寺译场,译出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、《大乘密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等。这些译场,都是国家设立的钦定译场,所有经费都由国家供给。主持这些译场的高僧,都是奉诏译经。因此,在他们所译出的经典前面,常在译号之处置有“奉诏译”等字样。

  二、诏集天下英才 严密翻译组织

  初期译经,由于译业初创,没有计划,没有定制,遇到什么就翻什么,随时随地皆可译出,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组织。如安世高那时的译经,只是“宣译众经,改胡为汉”(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)。这似乎是他一人独自翻译,没有汉人为之助译。后来支娄迦谶来到洛阳译经时,已有“河南清信士孟福、张莲笔受”(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一),说明当时至少已有二人对译。以后则逐渐分别设立译主(译经的主持人)、传语(亦称“译语”、“度语”等,系将译主诵出的梵文译成汉语)、笔受(将梵语意义写成汉文)等职司。如竺佛朔翻译《般舟三昧经》,就是“谶(支娄迦谶)为传言,河南洛阳孟福、张莲笔受”(《高僧传》卷一《支娄迦谶传》)。随着译经事业的不断发展,助译的人数逐渐增多,分工也渐趋细密,译经组织除了译主、传语、笔受之外,又有了证义(正其译义之真似)、勘定(译毕复校全文)等人员。如西晋竺法护翻译时,有清信士聂承远、聂道真父子为之“参正文句”,“竺法首、陈士伦、孙伯虎、虞世雅等”为之“执笔详校”(《高僧传》卷一《竺昙摩罗刹传》)。僧伽跋澄译经时,助译的人也很多。他与“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,秦沙门佛念宣译,慧嵩笔受,安公法和对共校定”(同上《僧伽跋澄传》)。到后秦鸠摩罗什译经时,助译的人更多。僧睿在叙述罗什翻译《大品般若》时说罗什“手执胡本,口宣秦言,两释异音,交辩文旨。……与诸宿旧……五百余人,详其义旨,审其文中,然后书之”。“胡音失者,正之以天竺。秦言谬者,定之以字义。不可变者,即而书之”(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)。又浮陀跋摩在译《毗婆沙论》时,沮渠蒙逊“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,请令传译,理味沙门智嵩、道朗等三百余人,考文详义,务存本旨。”(同上卷二)可见当时参加译场的人数已很多,也有了一定的分工。隋代的佛典翻译组织比前更为完善,《续高僧传》卷二记载大兴善寺的译经情况说:“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,并敕居士高天奴、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。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、法粲、法经、慧藏、洪遵、慧远、法纂、僧晖、明穆、昙迁等,监掌翻事,诠定宗旨。沙门明穆、彦琮,重对梵本,再审复勘,整理文义。”但是,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,翻译人才之精萃汇集,分工之细密善巧,还是以唐代为最。

  在唐代,早在贞观三年(629)波颇奉诏于大兴善寺译经时,就“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,……沙门慧乘等证义,沙门玄暮等译语,沙门慧赜、慧净、慧明、法琳等缀文。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勘定,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三《波颇传》)此时的译经组织,除译主外,已有证义、译语、缀文、勘定、监护等分工。到玄奘翻译时,更由朝廷诏集天下英才,建立了严密而又完善的译经组织。如他在长安弘福寺开始翻译之际,即由朝廷从全国各大寺院诏集高僧大德。当时参加玄奘译场的,有证义大德十二人,“即京师弘福寺沙门灵润、沙门文备,罗汉寺沙门慧贵,实际寺沙门明琰,宝昌寺沙门法祥,静法寺沙门普贤,法海寺沙门神昉,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,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,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,绵州振响寺沙门敬明,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。”缀文大德九人,“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,弘福寺沙门明濬,会昌寺沙门辩机,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,简州福聚寺沙门靖迈,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,栖岩寺沙门道卓,幽州昭仁寺沙门慧立,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。”字学大德一人,“即京师大总持寺沙门玄应。”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,“即大兴善寺沙门玄谟。”此外尚有专人充当“笔受”、“书手”等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六)。以后,玄奘又请求唐太宗派遣通文的学士于志宁、来济、许敬宗、薛元超、李义府、杜正伦等,对所译经典进行校阅、润色(同上卷八)。可见玄奘译场的翻译组织已非常庞大而又十分完善,参加助译的,确实都是全国各大寺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当然,这些翻译组织的职务分工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可以根据翻译经典的不同而随时进行调整的。

  唐代义净的译场,也是组织庞大,人才毕集。例如,他在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《浴像功德经》等二十二部、八十八卷时,参加助译的人员有:“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、中印度沙门拔弩证梵义,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,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,沙门慧积、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等读梵本,沙门文纲、慧沼、利贞、胜庄、爱同、思恒等证义,沙门玄伞、智积等笔受,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、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译证,修文馆大学士特进赵国公李峤、兵部尚书逍遥公韦嗣立、中书侍郎赵彦昭、吏部侍郎卢藏用、兵部侍郎张说、中书舍人李义、苏颋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,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、右仆射许国公苏瑰等监译,秘书大监嗣王邕监护。”(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九)

  唐代的译经组织,完善而又周密,分工明确且逐步成为定制。据《翻译名义集》卷三、《宋高僧传》卷三和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三等记载,译经组织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:

  (一)译主。即译场主持人,在译经时手执梵本,坐于译场的中间正位,面朝外,口宣梵语,大声宣读。

  (二)证义。又称证梵义,译经时坐在译主的左面,与译主评量已译出的梵文意义与梵文经卷原文有何不同,以便酌量修正,不使发生理解上的错误。

  (三)证文。亦称证梵本,译经时坐在译主的右面,听译主高声诵读梵文,以检验诵读中有无差误。

  (四)书字。又称度语、译语或传语等。系根据梵文原本写成中文,但仍是梵音。

  (五)笔受。又称执笔,即翻梵音为中国语言。

  (六)缀文。又称次文,负责调理文词,把梵文的倒装句等重新组织成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,使成句义。

  (七)参译。又称证译,参核汉梵二种文字,使之完全相合,不出语意上的错误。

  (八)刊定。别称校勘、总勘、铨定。刊削冗长、重复的句子成为简练的句子,定取句义。

  (九)润文。又名润色,位于译主的对面,负责润色文辞。

  (十)梵呗。用高声念经的调子将新译的经唱诵一遍,以检验其是否顺口顺耳,美妙动听。

  (十一)监护大使。由皇帝钦命大臣,监阅译经。

  此外,有的译场还设有“证禅义”一职,专门评量有关“禅法”的含义。唐代中期所设,沙门大通曾充任此职。

  唐代所译经典,综合了众人的才智,它是集体劳动的结晶,因而质量较高。唐以后,宋明虽仍有佛典的翻译,但成绩平平,远不如唐代那样昌盛。

  三、中国僧人为译主 帝王为译经作序

  我国的佛典翻译,自东汉起到唐代为止的七百年间,从事翻译的多达百余人。在唐代以前,虽也有中国人参加佛典翻译,但译主绝大多数为外国人,据不完全统计,唐以前中国僧人独立进行翻译的,有帛法祖、竺佛念、智猛、道泰、法盛、昙曜、居士沮渠京声等人,但他们所译经典都不是很多。其他如法显、智严、宝云等,大都是与他人合作翻译。至于道安、慧远等,虽对佛典翻译有巨大贡献,但大都是组织他人翻译,自己并未躬与译事。而道生、僧叡、僧肇、法钦等,也只是参加助译,没有独立自任译主。因此,唐代以前,我国的佛典翻译,基本上是由外来沙门执牛耳。由于译主多为外国沙门,他们一般都不通汉语,所以必须要有中国僧人作助译,而中国僧人一般又不通梵文。即使有极少数外国僧人也懂得一点汉语,在翻译中还是会碰到一定的困难,所以翻译出来的经文总是不能令人满意。如鸠摩罗什,据说是精通梵语,兼娴汉语,为佛典翻译界第一流宗匠。但他翻译的《大智度论》,僧叡还是说他“于秦语大格,唯识一往,方言殊好,犹隔而未通。”(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《大智释论序》)又如僧伽跋澄“久游中土,善娴汉言”(《高僧传》卷一《僧伽跋澄传》),但他所译《婆须蜜论》,僧伽提婆经过反复研讲,认为它“多有乖失”(同上《僧伽提婆传》)。所以道宣曾说:“前代以来所译经教,初从梵语倒写本文,次乃回之顺同此俗,然后笔人乱理文句,中间增损多坠全言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四《玄奘传》)

  真正由中国人自任译主、组织译场进行佛典翻译的,是唐代的玄奘和义净。他们二人先后游学印度,入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大小乘佛教,然后各自携带大量的梵本经、律、论回国。由于他们都精通梵文,故能自任译主,无需他人转梵为汉,翻译质量大大提高。

  玄奘在那烂陀寺详为研究梵书,终于洞达其辞,并能清晰典雅地运用,使得那烂陀寺的印度佛教学者也大加赞服。后来他又在印度用梵语著《会宗论》三千颂、《制恶见论》一千六百颂和《三身论》三百颂(均未译为汉文)。回国以后,据说又曾将老子《道德经》和《大乘起信论》译为梵文,可见他梵文造诣之深。正是由于玄奘不仅精通梵文以及古印度的方言俗语,而且对于大小乘经论的义理无不洞达,所以他能自任译主,在翻译中得心应手。道宣在叙述玄奘翻译时的情景说:“今所翻传,都由奘旨,意思独断,出语成章,词人随写,即可披玩。”(同上)又说:“世有奘公,独高联类,往返振动,备尽观方,百有余国,君臣谒敬,言议接对,不待译人,披析幽旨,华戎胥悦,故唐朝后译不屑故人。”(《读高僧传》卷四)

  义净亦精通梵文,故和玄奘一样能自任译主。所译经典,也是超类拔群。唐中宗在其所制《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》中谈到义净的翻译时曾说:“古来翻译之者,莫不先出梵文,后资汉译。摭词方凭于学者,诠义别禀于僧徒。今兹法师不如是矣,既娴五天竺语,又详二谛幽宗。译义缀文,咸由于己出;指词定理,匪假于旁求。超汉代之摩腾,跨秦年之罗什。”从而称颂他是“梵宇之栋梁”,“法门之龙象”(影印《宋碛砂藏经》第136册)。

  唐代不仅有玄奘、义净那样既精通梵文又洞达佛教义理的中国人自任译主,而且新译出来的经论,常由帝王御制圣教序,标于经首。唐代以前,为经、论作序的,大都是佛教僧人。偶而也有一些王公大臣为经论作序,但很少有帝王亲为制序的。见于佛教史籍记载的,只有大梁皇帝曾作《注解大品经序》(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)。唐代情况就不同,一些高僧大德译出的经论,常有帝王为之作圣教序。唐代佛典翻译家比较著名的有玄奘、义净、实叉难陀、菩提流志、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、般若等,世称唐代八大翻译家。在这八大翻译家中,有六人所译的经论,皇帝为之作经序。

  唐玄奘在译出经、论后,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(648)为之作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,皇太子李治也为之作《三藏圣教记》,后来,太宗又命皇太子为玄奘所译《大菩萨藏经》作后序。

  义净译出经、论后,先有武则天为制《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》,令标经首;后有唐中宗为作《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》,颂扬义净的翻译成就。

  实叉难陀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《华严经》时,“天后(武则天)亲临法座,焕发序文,自运仙毫,首题品名”(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九《实叉难陀传》)。其所作序名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序》。此外,武则天还曾为之作《大乘入楞伽经序》。

  菩提流志译出经、论后,唐睿宗为之“御笔制序,标于经首”(同上《菩提流志传》),即《大宝积经序》。

  不空在译出经、论后,唐代宗先后为之作《仁王护国般若经序》和《密严经序》。

  般若在译出经典后,唐德宗为之作《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序》。

 

  此外,地婆诃罗(日照)译出经典后,也有“天后亲敷睿藻,制序标首”(同上《地婆诃罗传》),名为《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》。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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